【人物檔案】
曾昭科(1923-2014),廣東廣州人。香港華仁英文書院肄業。1947年畢業于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曾任香港警務處警官、香港警官學校副校長。1962 年后任暨南大學教授、系主任,廣州外國語學院教授,全國法學會理事,廣東省法學會、廣東省外語學會副會長,廣東省第六、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是第七屆全 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2014年12月29日早上,一則新聞被各大網站推為頭條,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曾昭科同志遺體于12月28日在廣州火化,習近平、劉云山等國家領導人以不同形式,對曾昭科同志的逝世表示悼念,對其親屬表示慰問。
曾昭科,何許人也?與我校有何淵源?
愛國者傳奇
曾昭科,1923年出生于廣州,祖籍滿洲旗人。父親曾希穎,曾在莫斯科大學念書,回國后專攻文學,為廣州“南園新五子”之一,能詩善畫,來港定居后,在圣類斯中學及拔萃女書院任教。曾昭科在廣州念完小學后來港,在父親安排下,跟兄長入讀九龍華仁書院。畢業正值香港淪陷,故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后來轉到京都帝國大學攻讀經濟。在日本留學時期,曾昭科開始深入接觸左翼思想,熟讀《資本論》。
1947年回香港后加入警隊,深受重用,成為首批被選拔到英國蘇格蘭場接受特訓的華人,曾任前港督葛量洪的貼身保鏢。1961年,曾昭科出任警察訓練學校副校長,成為當時警隊中級別最高的華人警官。但是當年10月1日一個偶然事件,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10月6日,港英新聞處宣告曾昭科涉“中國間諜”,拘查50多天后,于11月30日在未公開審訊定罪的情況下將他遞解出境送回內地。該案也被稱為“香港第一諜案”。報道還提及,曾昭科曾向中共提供1955年臺灣的國民黨當局要炸周恩來出訪專機的情報。
在1962年的國慶節,曾昭科作為特邀代表在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活動。
踐行“聽說領先、讀寫跟上”教學法
曾昭科返回內地后定居廣州,發揮日語和英語的專長到暨南大學擔任外語系教授。
1970年曾昭科調入廣外,他在一系(英文學院前身)擔任系教授。他積極響應外語教學的新趨勢,成為“聽說領先、讀寫跟上” 現代化教學方法的身體力行者。
當時,學院剛剛恢復教學秩序后,文革前的統編教材已不再適用,當時也沒有現成的教材可作參考。廣州外語學院以系為單位成立了對應語種的教材組,教學材料來源主要是我國用英文出版的《北京周報》(Peking Review)、《中國建設》(China Reconstructs)和《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等對外宣傳刊物,聽力資料主要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北京廣播英語頻道(Radio Beijing)的內容。事實上,那時候編寫教材難度非常大,工作也比較繁瑣,常常是早出晚歸,但曾昭科沒有一點怨言。當時曾昭科住在華僑新村,距離學校非常遠,但他每天騎著自行車來上課,沒有一天是遲到的。有一次他在騎車來學校的過程中不小心摔了一跤,導致骨裂了,然而他還是堅持每天都來學校上課。
曾昭科還有一套非常有個人特色的教學方法——“萬能教學法”。曾昭科在課堂上總是很活躍的,他不需要看書,因為他對教材的內容已經非常熟悉了。他講的內容有深有淺,而且還會經常跟同學互動,通常一節課下來,他都會把課堂上所有的學生都提問一遍,讓每個學生都能參與進來。以前有很多老師講課都不可能顧及到所有學生。但是在曾昭科的課堂上,每個學生都能從中得到自己需要的知識,成績好的同學滿意,成績稍不好的同學也能學到有用的東西,所以后來的老師同學們就把他的教學方法稱為“萬能教學法”。
曾昭科不僅對教學工作認真負責,對學生的情況也是非常關心與了解。當時甲級共有九個班,他教的是一班,但是他除了對自己班的學生非常了解以外,對其他班的學生情況也清楚,因此他在寫學生鑒定是心里很有分寸,最后畢業時分配工作每個學生對自己的分配結果都很滿意。
1975年,暨南大學復建,曾昭科離開廣外,回到暨大。
廣外遇知己
在廣外期間,曾昭科認識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兩個知己——宋文與龔華基。畢業于中山大學的我校退休教授龔華基回憶起與曾昭科的第一次相遇,他仍然記憶猶新:“1963年,我還是學生,但曾老師已經是暨大的教授了。那時他來我們班聽課,我正好起來回答問題,曾老師對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他覺得我的英語說得很流利?!?/p>
巧合的是,1970年剛剛大學畢業的龔華基也來到廣外工作。那個時候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編寫教材?!懊糠晷瞧谒南挛鐚W校就一定會開會,那時候的開會常常一開就是幾個小時,而曾老師每周四中午就一定會留在我家里吃飯,我們倆會喝點小酒,聊聊天,然后下午就一同去開會。”
“以前曾昭科總說‘朋友遍天下,知己無一人’。但是在遇到我和宋文之后,他就改成了‘朋友遍天下,知己就你們兩個人了?!闭勂鹄嫌言芽?,龔華基就掩蓋不住激動的心情。
曾昭科于1975年調任回暨南大學任教,但是他們的友誼并沒有因此而終止?!拔液髞砻恐芏紩ニ依锍砸活D飯,跟他喝酒聊天,但是到他晚年階段,一起吃飯的機會少了,但是我們仍然會保持每周通一個電話,一個電話起碼是兩個小時,那時候我們都叫他‘老人家’,所以每次他來電話時,我太太就會跟我說‘老人家又來電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