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原廣州外國語學院副院長（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林如彤同志于2014年7月18日與世長辭，享年98歲。林如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在革命生涯中，林如彤同志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堅定不移。她組織原則性強，顧全大局；她謙虛謹慎，廉潔奉公；她一身正氣，光明磊落，襟懷坦蕩，表現出一名黨員領導干部的堅強黨性和優秀品格。林如彤同志一生歷經多個工作崗位，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為教育事業乃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切。為紀念林如彤同志，緬懷她的光輝業績，學習她的優秀品格，本網特推出一篇發表在《云山長者》創刊號上林如彤口述的文章《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

口述/林如彤 整理記錄/陳小實

嶺南初冬，碧水藍天，相思河畔，姹紫嫣紅。校園小徑，莘莘學子，三五成群，一路歡歌。他們是這么的年輕，他們是如此的幸福!他們趕上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他們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但是，我們怎能忘記過去，怎能忘記革命戰爭的艱苦歲月……

1916年，我出生在上海。家族是舊中國第一代民族工業的先驅。我十歲那年，上海交大畢業的父親接掌了由外公于1898年親手創辦的，當時已在上海乃至亞洲最大的“阜豐”面粉廠。面粉的牌子叫“紅藍炮車”。機器全部由美國進口，高層管理者大部份是英、美學成人士，工人就有二千余人。后來父親又在中國的產麥區河南、哈爾濱設了分廠，目的是打破加拿大面粉的壟斷，讓中國人吃上中國制造的面粉。我們家兄弟姐妹共六人（后來五位都參加了共產黨），凡適齡者，分別在上海圣約翰大學，滬江大學，大同大學，浙江大學就讀，生活富足而無憂。

可是，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入侵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為抗日救亡，1935年，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12·16”上海學界大游行，聲援北京學生的“12·9”運動。真是聲勢浩大，氣吞山河，如萬箭射向侵略者的心臟。我真正地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此，我下定決心，要永遠跟黨走。

1938年，22歲的我在大同大學畢業。同年年底，經龔普生、大妹顧以佶介紹，我秘密參加了共產黨，決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斗終身。遵照組織指示，我說服父親開辦工人夜校，以提高工人文化為理由，將上海地下黨的負責同志劉曉、劉寧一先后安排到夜校執教。這樣一來，既掩護了身份，又為發動工運培養了骨干。劉曉同志分配我做上海宗教界上層的工作，我感到有難度：信仰不同，如何爭取?劉曉同志笑著說：“你把他們的唯心變成唯物就行了！”真是一語中的，使我豁然開朗。為保守組織的秘密，我以父親的名義，在銀行租用保險柜，把黨的文件藏入其中，以策安全。我還常常開著家里的車，與地下工作的同志接頭，下達組織的指示，接受任務，傳遞情報。后因工作需要，我和大妹顧以佶離開自家的花園洋房，搬入法租界，租用公寓，為的就是掩護上海地下黨與延安聯系的秘密電臺。有一次，潘漢年同志得到情報：日本憲兵要來。他命令我們立即撤離。但我們還是趕回住所，銷毀了黨的文件后才離開。剛一走出門口，就碰上迎面而來的日本兵。真懸呀！事后潘漢年同志稱贊說：“你們真是膽大，不怕死！但下不為例哦！”

由于身份暴露，1941年，上海地下黨派富有經驗的秘密交通員護送我們一行去延安學習。一路上，通過了無數的敵人封鎖線和盤查。為安全起見，我們不走城市走鄉村，不走大路走小路，白天不走晚上走，晴天不走雨天行。在泥濘的羊腸田埂上不知摔了多少跟頭，走壞了多少雙鞋，才到了黃河。“過了黃河，就是延安！”大家興奮地相擁而泣，卻沒想到更大的危險就在眼前！這里是黃河壺口，風高浪急。要越過它，就像要跨過虎口，攀越懸崖。但為避敵追兵，我們別無選擇。幾個上海女生，第一次坐上木筏，第一次趴在怒吼的黃河上。說不怕是假的，但為了到延安，一切也值!有一個年輕的母親，懷里還抱著一個嬰兒，孩子嚇得哇哇大哭。船工為討吉利，喝令她把孩子扔進黃河。我們大家堅決不從。船工只有調轉木筏靠岸，讓年輕的母親下船。大家也只有二渡壺口。雖然水急浪高，又累又驚，但為保母子平安，大家也心甘情愿。這是革命情，同志心，這是人性的光芒。

延安，到了！我們萬里迢迢，穿越封鎖，千辛萬苦，走了八個月，終于到了。延安！這是革命的圣地，抗日的中心，我們革命青年無限向往的地方！很快，我們被安排到中央黨校三部學習。其中還有王匡同志，田蔚同志，歐陽山同志，草明同志，艾青同志等等。除了學習馬列、毛主席著作之外，我們還參加了打窯洞，紡線線、做棉襖、納鞋底的大生產運動。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鮮，一切都要從頭學起。我們熱情高漲，不覺苦累，全身心迸發出青春的活力！

特別值得懷念的是延安的作風。這是民主的作風、和諧的作風、軍民團結的作風、官兵一致的作風！它無堅不摧，眾志成城。剛到延安，周總理，鄧大姐就請我們到他們家作客。一進門，鄧大姐就笑盈盈地說：“讓我看看這兩位上海小姐！”總理對我們家的情況比較了解，親切詢問我們家的近況，還勉勵我們好好學習。當時延安十分艱苦，總理和鄧大姐兩人共喝一杯茶。少奇同志也會見我們，詳細詢問白區工作的情況。在延安整風中，還證明我們都是好同志。

同胞姐妹合影（后排左起）：小妹顧以仁（中共黨員，原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人權副代表）、二姐林如彤（原名顧以佩）；前排左起：大妹顧以佶（中共黨員，原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人權代表）、七姐顧以芬（原國家財政部工作人員）、四姐顧以信（中共黨員，原新華通訊總社高級編輯）

1943年，經彭真同志批準，我和陳唯實同志結婚。在楊家嶺中央禮堂的舞會上，唯實同志向葉劍英同志介紹我。葉劍英同志打趣地問：“是土包子還是洋包子呀？”唯實同志說：“讓她和您跳個舞吧！”葉劍英同志爽快地答應了。曲終后，葉劍英同志連聲說：“不錯，不錯，是洋包子，是洋包子！”大家都不禁大笑起來。晚上，大家在延河邊，還常常看到毛主席在散步。我們走上前向毛主席敬禮問好。主席也微笑著說:“同志們好！”

1943年，曹火星同志創作了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后來，主席在會上說：“誰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呀?應該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大家聽后心服口服，熱烈鼓掌贊成，也打心眼里佩服主席的胸懷和睿智。

記得當年離開上海時，我們告訴父母是去重慶。因為走后杳無音信，重慶的親屬也告知不見人影，母親急得連連登報尋人。后來我們輾轉托人給家里寄了信。但是母親還是擔心我們在延安吃苦，整日念叨，坐立不安。父親勸她：她們在家，所用的一切都是美國貨。放心吧，長不了，很快就會回來的！可我們在延安一呆就是五年。

這是因為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共產黨為人民，人民心向共產黨，民心所向啊！這是中華民族必勝的力量，是日本軍國主義必亡的基石！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我和唯實同志一起，離開延安，先后到北方大學，華北大學工作。在吳玉章，成仿吾及范文瀾等同志的領導下，為新中國的解放做干部的儲備。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震撼世界的聲音更激勵著我們加快南下的步伐。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追隨葉劍英同志，挺進廣東，創辦一所培養革命干部的新型的人民大學——南方大學。主席還親自為之題寫了校名。中共中央任命葉劍英同志為校長兼黨委書記，唯實同志為副校長兼黨委副書記，而我則任五部副主任。從1950到1952年，南方大學共培養了近兩萬名革命干部。他們為廣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回首往昔無憾事，只因誓做革命人！今天，雖然我已是古稀老人，但我心依舊年輕，信念愈加堅強。我相信，英特耐雄納爾一定要實現，英特耐雄納爾也一定能實現！

   本文發表在《云山長者》創刊號，林如彤為該刊封面人物

附：林如彤同志生平簡介
   林如彤，女，1916年5月出生，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9月至1938年6月在上海大同大學讀書，期間加入學生救亡協會。1938年6月至1942年10月任上海女青年學生部曙光團黨團書記，在新四軍二師參加整風學習，后延安。1942年至1945年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并參加婦女工作。1946年至1949年先后在北方大學及華北大學任職，歷任學生科長、教務科長等職。1950年至1952年任廣州南方大學第五部副主任。1952年至1957年任華南農學院黨委副書記。1957年至1959年任汕頭市委副書記。1959年至1963年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教育處處長。1963年至1970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處任職。1970年至1974年在廣東省潮安縣委任職。1974年至1983年任廣州外國語學院副院長。1983年5月光榮離休。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